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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追逃办5年追回5974人 无新增外逃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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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1+1》

  中央追逃办,5年办了哪些事?

  解说:

  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追回赃款142.48亿元。中央追逃办成立五年间,追逃追赃的天网越织越密。

  通过劝返、遣返、异地追诉、联合办案等多种方式开展追逃追赃,有效开辟了反腐败国际战场。

  防逃预警,应急联动,逃出去的要追回,没逃出去的要防住,追逃防逃一体化已经形成。

  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七纪检监察室主任宋斌:

  堵塞防逃漏洞,扎紧防逃篱笆,我们2017年、2018年、2019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新增外逃腐败分子。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中央追逃办,5年办了哪些事?

  评论员 白岩松: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五年前的今天有一个机构成立了,这个机构成立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更多的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什么样的画面呢,首先来看第一张,这些照片几乎都是在机场拍到的,这里涉及到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说李华波,杨秀珠,许超凡,接下来还有大多都是在机场拍的大家熟悉了这是追逃回来的腐败分子,相当多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好了,为什么五年前成立的这个今天成立的机构和这些照片、场景紧密相关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我们来看看。

  它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虽然这是一个机构,但可是由八家单位沟通工程的,包括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机部和人民银行,刚才看到的照片更多是熟悉的面孔的话,甚至大家会觉得主要把他们的工作重点这五年间在追逃回来的多少红通人员,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数据。追逃的人数和追赃的金额,从成立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全国先后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可能让很多人觉得有些惊讶的数字,5974人这可不是红通一百人所能够涵盖的。

  接下来一起去关注一下,五年前的今天成立的这个机构跟今天之间的关系,另外追逃回来的这些背后故事怎么样,更重要是今后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机制继续把没回来的人追回来,另外让有问题的人出不去。来,一起关注。

  解说:

  “想要逃到天涯海角?你知道苦海无涯吗?”、“出逃海外,有红色通缉令等着你!”、“风雨不能阻挡脚步,逃到哪里都要追你归案”……

  这组生动新颖的表情包,昨天发布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上;今天,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五周年的日子,它在以此方式为自己庆生,也再次宣示“海外不是法外,出逃不是出路”。

  今天(27日),中央追逃办在成立5周年之际,公布了我国追逃追赃的最新数据,5年来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

  五年前的今天,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设立中央追逃办,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等8家成员单位组成,将分散在各部门之间的追逃追赃力量集中起来,这也意味着开启了我国追逃追赃的新阶段。

  就在中央追逃办成立后的第179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成为中央追逃办成立后,第一个从美国主动投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 王国强:

  我今天很真诚地呈上我的自首书,我愿意接受组织审查,也愿意承担一切党纪国法应该我承担的责任。

  解说:

  就在中央追逃办成立后十个月,一份百名“全球通缉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让销声匿迹许久的面孔,再次进入到公众视野!

  百名红通名单,第90号戴学民,原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他是百人红色通缉令中,首个被缉拿归案的犯罪嫌疑人!

  百名红通名单,第74号,杨进军,潜逃美国14年后,在2015年9月被强制遣返回中国。

  而他的姐姐,也是备受舆论关注的“百名红通”一号人物杨秀珠,在外逃十三年七个月后,于2016年11月,回国投案自首!

  红色通缉令一号嫌疑人 杨秀珠:

  确实是我的错,我要认帐,而且在这里我要讲两句,劝劝跟我一样的在国外的官员或者逃出去的这些人,你们想想看我是红通一号,我们的祖国对我这样礼待,请他们快回来。我们到底是中国人,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的亲戚朋友大家都期待着我们回来团聚,所以请他们也快快回来。

  解说:

  从强制遣返,到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再到国家监委与外方开展引渡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誓将外逃腐败分子追回并绳之以法,决不允许他们逍遥法外。

  肖建明,百名红通名单第六号人物,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出逃六年多后,2019年5月29日深夜,走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舷梯,成为第五十八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还有42人尚未归案。

  白岩松:

  好,接下来先看刚才关注过这个数字,就是五年期间已经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在细一步的话会看到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是1425人,追回的赃款人民币是142.48亿元,百名红通人员这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百人当中现在已经归案58人,也就是说还有42个人等待追逃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黄所长您好。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 黄风:

  您好,岩松。

  白岩松:

  我相信很多人都把重点包括这五年工作重点放在一百个红通人员回来多少,回来58,一看到今天这个数字5974很多人会感到惊讶。首先这么多的人是由哪样的人构成的,其次追得回来的您特别看重是哪几个人?

  黄风:

  从专家的角度,从已经追回来的人里头我比较看重的几个案件,一个是李华波,还有就是闫永明,许超凡,杨秀珠,黄海勇。这几个人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和他们情况相类似的,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一个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在当地取得了合法身份,拿到了永久拘留权或者是有的已经入了国籍。当然杨秀珠没有,但是杨秀珠她在当地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根据她的身份这种申请的可能性确定性也是很大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不像是有些仓皇外逃的人在当地没有站住脚根,没有合法身份,一天东躲西藏的,然后很容易接受劝返或者是被遣返。对他们来讲就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手段得到有关国家他们的执法和司法方面的合作,另外这几个刚才讲这几个案件就都是综合运用追逃追赃的手段,一方面追逃同时也追赃,在追逃当中也是把这个劝返,移民法遣返,引渡等等这些手段都综合异地追诉这些手段都综合运用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案件它的价值很高,含金量很高,而且特别具有我们这几年成功的典型意义。

  白岩松:

  更像是很多大家再灌注在关注追逃毕竟是红通名单当中,但是通过5974和您举的这几个人看似很少几个人,具有代表性而背后金字塔的塔底5974是一个总量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大家在关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么庞大的数字又会浓缩到红通人员一百个当中58个已经回来,说到追逃工作常有一句话叫对象在国外,基础在国内,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尤其是基础在国内。

  黄风:

  这个我们境外追逃不是说你像外国主管机关提供一个名单或者提出一个请求就能够实现你的目的,我们追逃这些外逃人员我们要向外国主管机关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他们在国内涉嫌研究腐败犯罪或者经济犯罪。这些工作是需要我们在国内办案机关,主管机关扎扎实实去做的,因为外国审查这些材料有时候要走司法程序,是要走比较严格的按照证据法,按照它的法律诉讼程序来进行审查的。

  再有一个就是在追逃当中,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制定相应的政策。因为我们追逃的方法有很多,用哪一种方法更合适要制定政策,而且制定政策要研究外国法律它的一些要求,使我们的提供材料,我们提出的这个请求能够符合外国法律它的要求。另外再从更宏观角度就是说境外追逃取得国际合作,也要让外国主管机关对你的法制有信任,要树立一个法制的国际形象。

  另外劝返你需要能够有说服力,再通过你的司法,通过你的一些相关实践能够体现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这些都是国内主管机关要做的事情。

  白岩松: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这也是大家关心的关于58名红通人员到案时间表,通过这个一会儿详细进行解读,但是更关注剩下42名能不能更快追逃回来,另外还要补哪些短版让工作干得更好。好,记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随着红色幕布落下,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中央纪委机关大院,迎来国家监委正式揭牌的时刻,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

  国家监委成立8个月后,2018年11月30日早上8点10分,由保加利亚飞往北京的CA910航班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随着机舱门打开,外逃13年之久、辗转6个国家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在办案人员的押解下走下舷梯,被引渡回国的他面色平静,并未看出有情绪波动。

  姚锦旗:

  听起来对方国家的绿卡你也拿到了,人也在外面好像你是自由的,实际上不自由的。感情交流也好,你想做什么事情也好都没办法实现的。这种本身就不是自由的本质。

  解说:

  从2018年10月17日保加利亚警方根据红色通缉令抓获姚锦旗,到11月30日回国归案,历时仅仅44天。这背后凸显的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治理效能,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法制化水平也有了不断提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追逃追赃处 池星涛:

  姚锦旗被成功引渡回国是今年3月份国家国家监委成立之后,顺利实现引渡的第一案。也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我们首次从欧盟国家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解说:

  一个成功的引渡案件,背后往往是各方努力的结果。事实上也得益于监察体制改革后,中央追逃办的有力指挥协调和中央、浙江省、绍兴市各成员单位的通力协作。

  在姚锦旗案中,我国以国家监委名义提出引渡请求,提供合乎法律规范的证据资料,中方派出的工作组积极与保加利亚多个部门开展会商,推动保方启动简易引渡程序,将引渡判决后至少两周才能走完的相关程序不到三天迅速完成。

  我国追逃追赃取得的成果,和不断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密不可分。2019年1月17日,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外逃至菲律宾的谢浩杰被押解回国。

  这也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我国通过反腐败国际执法协作成功抓捕的第一个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 贾桂德: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实际上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反腐败在境外的延伸和第二战场,追逃追赃已经成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

  解说:

  今天,中央追逃办成立5周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以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被陆续公布施行,也让追逃追赃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更充足的法律武器。

  白岩松:

  接下来继续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黄所长你看现在看这个图百名红通人员回来58个,但是从每年回来的角度来看的话前三年是很平均,18、19、14都是两位以上的,2018年的便成了5个,2019年到现在为止变成了2个。接下来为止追剩下的会不会更难。

  黄风:

  这是肯定的,剩下的人都是硬骨头,特别是他们这些人可能相当一部分在当地取得了合法身份,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去运用国际合作手段,通过国际合作对他们形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压力。我觉得对这些人实际上在我们的工具箱里头还是有不少工具的,问题这些工具可能技术量比较高,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从法律角度去研究一些问题的解决和处理。

  白岩松:

  你看您说的工具箱里也涉及到我们如何更快补我们很多段,让工具更好用,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在中国基建检察杂志的时候强调了目前在追逃的时候,香港地区是追逃追赃短版,追逃手段相对单一,大多以劝返为主,打法律战的能力水平亟待提升。您怎么看待这一点,我们自己说需要提升的短版。

  黄风:

  这个因为追逃追赃要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腐败犯罪的外套人员,他们选择的外逃地点,资产转移地点都是一些发达国家,法制比较健全的。所以跟这些国家搞这个国际形式合作,可能最重要要取得这些国家的信任,尤其是他们对这个法制,对性质司法制度的信任,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完善我们自己的法制,另一方面也是在追逃追赃当中更多去运用国际法,更多去遵循外国法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规则和程序。

  白岩松:

  另外还有一点,一个细节从监委成立以后去年有了比较成功的这种引渡案例,但是问题是普通老百姓搞不清国家监委在追逃这方面在做什么,中央追逃办在做什么,他们两者1+1大于2还是怎样一种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黄风:

  姚锦旗这个案件典型就在于这个案件是国家监察委在直接办理的,以往引渡案件,行政司法协助案件请求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等一些办案机关他们去提出,现在从监察法去年颁布的监察法,颁布国际行政司法协助法,我们检查为就是从幕後走到台前,这个姚锦旗这个案件从整个请求的提出,到整个案件的办理都是监察委在运作的。这个实际上这样追逃办一开始牵头班委就是中纪委,国家监察委成立以后国家监察委也是这个追逃办的牵头单位。但是从去年开始监察法颁布,国际行政司法协助法颁布以后,监察委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协调这么一个职能,就需要作为刑事司法协助引渡合作主管机关走到追逃追赃的第一线。

  白岩松:

  也就是说形成一种更大的合力,而且牵头方案变得更加明确。

  黄风:

  不仅牵头是要带着其他的各个主管机关,公安检查,反洗钱,外交,司法行政来共同组织他们来配合自己。

  白岩松:

  好,一会儿要更加关注的另外一点。一方面在追,另外一方面如何有新的增量,让有问题的人逃不出去,接下来继续关注。

  解说:

  2018年5月10号,广西桂林市中院公开审理了“百名红通人员”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黄艳兰在任桂林地区物资发展总公司总经理等职务期间,实施贪污犯罪,她用于购买52套房产的资金,均来源于国有公司公款。虽然开庭时,黄艳兰仍出逃在外,但法院依法裁定没收黄艳兰的相关财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没收黄艳兰位于上海的23套涉案房产以及19套涉案房产出售、出租产生的收益。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使用,对腐败分子形成了有力震慑。而除此之外,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逃出去的要追,对没逃出去的更要防住。通过建立防逃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将一批有外逃倾向的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及时封堵在国门之内。2018年,仅北京就阻止了15名有外逃倾向的监察对象出境。

  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七纪检监察室主任 宋斌:

  某区在初核一个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时候,发现这个监察对象持有因私护照,并且已经变卖家产,并且有多次的出入境信息。我们立案部门、审查调查部门及时跟进了防逃措施,结果第二天,这个人就带着家人试图出境外逃,被我们成功地阻止了出境了。

  解说:

  按照“谁立案、谁防逃”的原则,北京市纪委监委在纪律审查、监察调查的初核、立案的同时,对有外逃风险的审查调查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及时跟进防逃措施,做到立案和防逃同步。监察法颁布施行后,北京市将非党员身份的村干部等新增的监察对象也全部纳入防逃体系,让防逃的大网越织越密。

  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七纪检监察室主任 宋斌:

  我们堵塞防逃漏洞,扎紧防逃篱笆,我们2017年、2018年、2019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新增外逃腐败分子,突显了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解说:

  不仅仅是北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清理“裸官”,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严格落实护照管理、出入境审批等制度构建了一套全方位防逃体系。

  中央纪委副书记 国家监委副主任 中央追逃办主任 李书磊:

  要坚持追逃防逃一起抓,受贿行贿一起抓,追逃追赃一起抓。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白岩松:

  接下来继续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黄所长你看一方面我们提很多很多的建议,也希望去把要追的人追回来,另外一方面相当重要的是不再有新增的增量。如何让有问题的人出不去,在这一点上怎么看?

  黄风:

  防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防逃除了就是说我们要加强对一些公职人员出国出境情况的检测,要加强证照管理等等这方面的话,我们可能还要一个是加强返洗钱,还要研究一些外逃和非法转移资金的途径。你像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很多外逃人员通过投资移民的渠道在国外取得身份,然后把资金以投资方式转移出去。这样的一些方式通过投资移民外逃和非法转移资金的东西都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和相关国家进行合作,进行配合来加以防范。

  白岩松:

  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解析。的确一方面来说要减少存量,另外一方面不该有新的增量,这样工作才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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